本文一是探討中國人為什么愛用詩詞表達情感、審美與哲理；二是探討中國人為什么要以“五言”“七言”詩為主的方式表達情感、審美與哲理；三是中國“五言”“七言”詩與西方黃金分割率為什么如出一轍的表達音律與哲理之美；四是東西方在表達音律與哲理之美為什么存在如此不同的思維差異？

一、中國人為什么愛用詩詞表達情感、審美與哲理

蘅塘退士編選的《唐詩三百首》上說，“熟讀唐詩三百首，不會作詩也會吟”。為什么會是這樣呢，我想，首先是漢字是詩詞的基礎構成元素。漢字的單音節(jié)與雙音節(jié)的節(jié)奏、韻律和意象特征，決定了詩詞自身攜帶詩詞的音韻與和諧，富有音樂性。古代有文化的人似乎都是會寫詩的人。我們說古代詩人，其實都是業(yè)余詩人，都是當官之余或從軍之余寫詩的，或許是當時不能刷短視頻、看推文，只能寫寫詩。賀知章、陸游、張九齡、白居易都是當官之余寫詩；高適、岑參等人都是從軍之余寫詩。當下，凡是認識漢字的，也是是“無人不道作詩回”。當然，這種不符合詩詞格律的“詩”，或者就是押韻的廣告、押韻的宣傳口號，連“打油”水平都達不到。但這說明了，只要認識漢字，就能作出符合或不符合格律的五言、七言“詩”，甚至不押韻的“詩”。

其次，正是由于漢字詩詞一體化特征，決定了他們在傳統(tǒng)節(jié)日、喜慶場合或朋友聚會時，用詩歌來表達自己的情感、審美和祝福。比如，李白的《贈汪倫》，杜甫的《春日憶李白》，王維的《渭城曲》，等等。

再次，詩詞的比興賦與意象等手法可以更好的表達情感、審美和哲理。比如蘇軾的“不識廬山真面目，只緣身在此山中”；陸游的 “紙上得來終覺淺，絕知此事要躬行”“山重水復疑無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”。舉不勝舉，既體現(xiàn)了一種美感，也展現(xiàn)了一種哲理。

二、中國人為什么要以“五言”與“七言”為主表達方式

但我們發(fā)現(xiàn)，中國人表達感情、審美與哲理，更多的是通過“五言”與“七言”詩來表達。

以五言詩為例。我們脫口而出的，有王之渙的“白日依山盡，黃河入海流。欲窮千里目，更上一層樓?！?；王維的“紅豆生南國，春來發(fā)幾枝。愿君多采擷，此物最相思。”；李白的“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舉頭望明月，低頭思故鄉(xiāng)?！?/span>；孟浩然的“春眠不覺曉，處處聞啼鳥。夜來風雨聲，花落知多少。”，等等。

以七言律詩為例。我們張口就來有杜甫的七律《蜀相》：“丞相祠堂何處尋，錦官城外柏森森。映階碧草自春色，隔葉黃鸝空好音。三顧頻煩天下計，兩朝開濟老臣心。出師未捷身先死，長使英雄淚滿襟。”；李商隱的七律《錦瑟》：“錦瑟無端五十弦，一弦一柱思華年。莊生曉夢迷蝴蝶，望帝春心托杜鵑。滄海月明珠有淚，藍田日暖玉生煙。此情可待成追憶，只是當時已惘然?！?，等等。

以七言絕句為例。我們從小就學過李白的：“故人西辭黃鶴樓，煙花三月下?lián)P州。孤帆遠影碧空盡，唯見長江天際流。”“日照香爐生紫煙，遙看瀑布掛前川。飛流直下三千尺，疑是銀河落九天?！?，等等。

我想借助“五言”“七言”表達情感、審美與哲理，不僅與文化傳承有關，更與漢字的韻律節(jié)奏有關。啟功先生在《詩文聲律論稿》中指出，所謂“律”，是指形式排偶與聲調和諧的法則，也就是指齊化和音樂化的規(guī)格，所以這種律有被稱為“格律”（唐朝稱為“近體詩”或“近體詩”）。不論創(chuàng)作的詩是否是符合格律的詩，還是不合格律的“打油詩”與“老干體”，主要還是以“五言”與“七言”為主的。這自然冒出一個問題：為什么創(chuàng)作的不論律詩還是“打油詩”“老干體”，都會以“五言”與“七言”為主呢？

黃永武在《中國詩學—鑒賞篇》提出了獨到而精辟的見解。他說：三言詩太短小，音節(jié)局促，變化又少，詩人很難在其中施展才情。四言詩太古老，《詩經(jīng)》以來，詩人也難逾越。六言詩唐人已經(jīng)嘗試，成功的作品不多。八言詩只有在雜言中有單句，沒有全首八言的。九言詩作者甚少。九言詩調也讀不順暢，讀到五六兩字猶如多塞進來的一個音節(jié)，也許是七言的疾徐節(jié)奏吟慣了，也許是九言的形式真不合唇吻的自然節(jié)拍，九言律詩無法盛行

我們知道，漢字的發(fā)音具有一定的韻律和節(jié)奏，人們可以通過對漢字發(fā)音的巧妙運用，營造出優(yōu)美的韻律和節(jié)奏，使詩詞更加易于誦讀和傳唱。“五言”“七言”詩可能體現(xiàn)這種韻律和節(jié)奏。雖然，“五言”與“七言”有律詩與絕句，通過每個字的聲調和韻律，如平仄的交替出現(xiàn)形成節(jié)奏。韻律通過平仄押韻來實現(xiàn)，使得詩詞朗朗上口，具有音樂美。既是當下，由于歷史原因，我們對平仄不是很熟，對格律不是很熟，寫不出嚴格的律詩，寫的或許是“老干體”“打油詩”，但“音步”還是按“五言”“七言”的“音步”來的。

自然有人反駁說，唐詩發(fā)展到宋朝時，宋代不再滿足于傳統(tǒng)的“五言”“七言”律詩了，形成了宋詞（也稱長短句），不在是“五言”與“七言”了。雖然，宋詞在形式上是長短句，但它們的韻律和節(jié)奏往往還是基于傳統(tǒng)的五言和七言為主。王國維在《人間詞話》，葉嘉瑩在《葉嘉瑩說唐詩宋詞》中，都對此演變進行了深入分析和評價。

三、為什么中國“五言”“七言”與西方的黃金分割率如出一轍

（一）什么是黃金分割率

黃金分割率是一種比例關系，它指的是將一條線段分割成兩部分，使得較大部分與整體部分的比值等于較小部分與較大部分的比值。

2000多年前,畢達哥拉斯首先提出黃金分割。所謂黃金分割，指的是把長為L的線段分為兩部分，使其中一部分對于全部之比，等于另一部分對于該部分之比。

這里我們看線段分割是怎樣推演黃金分割公式的。假設有一條線段AB，長度為a，我們想要找到一點C，使得AC與CB的比例滿足黃金分割。

假設AC的長度為b，那么CB的長度就是a - b。根據(jù)黃金分割的定義，AC與AB的比值等于CB與AC的比值，即 

到13世紀之初，意大利數(shù)學家斐波那契（Fibonacci）通過對斐波那契數(shù)列的研究，為黃金分割率奠定了數(shù)學基礎；或者說，用另一種方式證明了黃金分割率。

斐波那契發(fā)現(xiàn)，在相鄰兩個斐波那契數(shù)的比值是隨序號的增加而逐漸趨于黃金分割比的，即/ → 0.618…。這一發(fā)現(xiàn)建立了斐波那契數(shù)列與黃金分割率之間的數(shù)學聯(lián)系。

只需要下面兩個公式就可以得到0.618。

（二）“五言”“七言”詩的音步體現(xiàn)了黃金分割之美

中國著名文學家劉大白先生曾在《中詩外形律詳說》中指出，五言詩誦讀時分三節(jié)，比如“好雨/知/時節(jié)”；七言詩誦讀時分四節(jié)，比如崔顥的“昔人/已乘/黃鶴/去，此處/空余/黃鶴/樓”。五比三與七比四，都比較接近黃金分割，即1.618:1，1.75:1。四言誦讀時分兩節(jié)，比如《詩經(jīng)》中的“蒹葭/蒼蒼，白露/為霜。所謂/伊人，在水/一方”。六言詩分三節(jié)，比如鄭板橋的“一竹/一蘭/一石，有節(jié)/有香/有骨”；馬致遠的“枯藤/老樹/昏鴉，小橋/流水/人家，古道/西風/瘦馬”。八言詩分成四節(jié)，大家熟悉的例子就很少了，均為二比一，……,都不接近黃金段。

黃金分割率近似值在美學、建筑、藝術等領域中被廣泛應用，被認為是實現(xiàn)和諧與美感的關鍵比例。例如，在繪畫中，藝術家可能會使用0.618或1.618的比例來布局畫面，以達到最佳的視覺效果。在建筑設計中，黃金分割比例被用于確定門窗、柱子等元素的尺寸和位置，以營造出和諧、美觀的建筑形態(tài)。人體也存在著黃金分割比例。例如，一般人體以肚臍所在水平線為分割線，上下部分的長度比值接近0.618，或者其倒數(shù)1.618。這種比例被認為是人體上下結構的最優(yōu)數(shù)字。

記得上個世紀70年代，我父親搞技術革新時，需要重復的做實驗。那時，我正好學習華羅庚先生的“優(yōu)選法”。印象特別深的是，我給我父親提出這樣的建議：在一個給定的區(qū)間（例如，一米長的紙條）上，首先選擇該區(qū)間的0.618處作為第一個試驗點。如果試驗點好，則就在剩下的較長部分（即0到0.618的區(qū)間）上再次選擇0.618處作試驗點；反之，如果第一次試驗點表現(xiàn)不佳，則在剩下的較短部分上進行下一次試驗；做三次，似乎可以找到最優(yōu)解或滿足預定的精度要求。這就是通過有限的試驗次數(shù)快速逼近最優(yōu)解，是一種高效的優(yōu)選方法。當然，當時我是不懂黃金分割律的，不知道華羅庚先生的“優(yōu)先法”與黃金分割率在數(shù)學原理上具有共通性，都是在利用0.618這個比例來尋找最優(yōu)解。

四、東西方表達音律與哲理之美為什么存在如此不同的思維差異？ 

（一）中國使用黃金分割率更側重在感性思維

我們常說，語言是思維的外衣。因此，漢字決定了中國人的思維，也決定了中國人情感的表達，這種表達具有“比、興、賦”特征。比如，中醫(yī)的理論基礎是“陰陽五行”學說，談中醫(yī)，言必稱《黃帝內經(jīng)》，而《黃帝內經(jīng)》是這樣定義“陰”的：“陰：水之南，山之北也?！?/span>這是一種怎樣的表達，要定義A，但中國人不是定義A的內涵與外延，而是說，A與B比較像。要定義“陰”，只是說：陰在水的南邊，在山的北邊。中國人的感性經(jīng)驗就是，水的南岸比較濕潤，北岸則相對干燥；水在山的南面能夠直接受到陽光的照射，而在山的北面處于背光狀態(tài)。不是定義事物本身，而是通過“比、興、賦”來感受與表達事物。

我們知道，創(chuàng)作詩歌，不能講道理，只能用“比、興、賦”等創(chuàng)作方法。就是注重意象，就是寓“意”之“象”，在思維過程中，強調直覺和體驗。

（二）西方使用黃金分割率更側重在理性

同樣地，可將西方思維可以歸納為“定義概念、邏輯推理”這樣的理性思維模式。比如，要說A，首先定義A是什么；然后，再從A推演到B。也就是首先界定概念，比如，什么是線，那就是，線是一點在一定方向運行的軌跡；什么是面，哪就是，一條直線在定方向運動的軌跡，等等。

以古希臘歐幾里得幾何學為例。在歐幾里得的《幾何原本》中，他首先列出了5大公理（也稱為“公設”或“common notions”），再設13個假設（Postulates）），隨后推出約465個命題。正是歐氏幾何的這些公理和假設構成了其理論體系的基礎，并且對后世的數(shù)學和科學產(chǎn)生了深遠的影響。被學界稱之為“第一次科技革命”，并為牛頓啟動的第二次科學革命奠定了基礎；更為隨后的科學的進步、技術的發(fā)展及三次工業(yè)革命提供了科學的思維方法與理論基礎。

我們可以看出，從畢達哥拉斯首先提出畢達哥拉斯定理（Pythagorean Theorem）、“萬物皆數(shù)”的理念，到亞里士多德的三段式的演繹法，再到培根（Bacon）的歸納法（代表作是《新工具》），再到孔德提出的實證哲學與波普爾的證偽主義?？梢园l(fā)現(xiàn)，西方哲學與科學的思維方法在不斷的發(fā)展與完善。不僅強調邏輯，更強調實證、實驗；而中國依然在“比、興、賦”的感性思維中。

黃金分割率既是邏輯思維的產(chǎn)物，也是數(shù)學思維的成果。不僅在自然科學、建筑、繪畫、藝術領域得到廣泛的應用；在社會科學業(yè)得到廣泛的應用。比如，在宏觀經(jīng)濟學中，借助黃金分割率可以衡量經(jīng)濟周期的波動，預測未來的經(jīng)濟走勢；可以用于預測通貨膨脹和貨幣政策的調整，評估市場風險和資產(chǎn)價格波動的趨勢。

可見東西方，在對美的感受上、哲理思辨上，選擇了完全不同的路徑。中國人是通過感性思維及“五言”“七言”這樣的詩句表達美的感受；而西方人則更傾向于“定義概念、邏輯推理”等抽象思維與數(shù)學思維表達美感。他們不僅用這種理性思維與數(shù)學思維去審視美、發(fā)現(xiàn)美，并廣泛地用于雕塑、藝術、繪畫、建筑等；還通過這種理性思維與數(shù)學思維去促進人類的科學革命、工業(yè)革命。正是這種強大的數(shù)學思維與邏輯推理能力，推演出當代人類社會的偉大成就，促進工業(yè)革命與產(chǎn)品創(chuàng)新，包括我們生活中須臾不可離開的汽車、飛機、電腦、手機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