突如其來的疫病來襲，讓我在家封閉了十八天，今年過了一個不一樣的春節(jié)。剛開始，還感覺這似乎是我盼望多年的“清凈”春節(jié)，因為每年春節(jié)期間要走親訪友吃喝送禮，是必須完成的“任務”，讓我感到非常疲憊。然而，這十八天我的心情起伏跌宕：有時會為某個“小故事”和某些人的逝世潸然淚下，有時會因一些“消息”憤憤不平，有時也會有一種憂國憂民的情懷。盡管我只是個小人物。此時此刻，我感覺搞人文社會科學的遠不如在疫情一線戰(zhàn)斗的人們對社會有用。這幾天唯一的好消息是，湖北省外的新增確診以及新增疑似的人數連續(xù)多日下降，這將有利于湖北之外的各地方返程復工復產。
疫情之下，經濟恢復起始，一些企業(yè)倒閉、工人失業(yè)、收入下降、物價上漲，這意味著什么？中小企業(yè)主壓力重重：工資照發(fā)、房租照交、利息照付、交貨日期迫近、擔心招工難產能恢復慢導致客戶流失?？梢灶A見的是，2020年第一季度的經濟數據尤其是湖北的經濟數據會比較難看，GDP下滑，CPI上揚，第三產業(yè)尤其是零售、餐飲、旅游、影視、航空及娛樂業(yè)遭受重創(chuàng)。企業(yè)倒閉、變相降低工資或裁員，都將降低家庭收入和消費需求，還可能加劇家庭債務（房貸壓力），從而打破經濟的“正循環(huán)”。有些人說，企業(yè)負擔最重，承擔了員工工資，應該要求業(yè)主減免房租，讓有錢的“地主”來承擔一部分。事實上早在數日之前就有萬達等“大地主”這樣做了。這種想法和做法不具有可行性和持續(xù)性，不僅是道德綁架，更違背了經濟規(guī)律，意識形態(tài)和“劫富濟貧”的思維解決不了根本問題。一方面，這種做法只是利益在不同群體之間的轉移，全社會的總體福利并沒有增加；另一方面，這種做法會破壞競爭規(guī)則和契約精神，增添經濟的不確定性，進而導致更嚴重的后果。經濟理論的演進歷程和無數的事實案例表明，“市場”和“政府”缺一不可，很難分清所謂的“邊界”之說。但我可以肯定的是，“市場”和“政府”有時機之分、場景之分。尤其是疫情、戰(zhàn)爭等特殊時期，盡管市場在長期可以調節(jié)波動，但生命不能等、人們的痛苦不能等，每一分鐘的耽誤都是無數鮮活生命的逝去，每一天的耽誤都可能是企業(yè)的倒閉和失業(yè)的痛楚。我認為，此時人的“同情心”應當大于“私利心”。盡管各地封城阻隔了市場，物流、人流、資本流通受到了極大的限制，導致了經濟福利損失，但可能挽救了更多生命。非常時期，真正勇于擔當的應該是政府。政府應該動用財政等各種手段方法，向市場讓利，向國人讓利，對企業(yè)進行補貼，大規(guī)模減稅降費，最大限度減少失業(yè)。從疫情爆發(fā)以來，不少經濟學家建言獻策，提出了不少恢復經濟的措施。目前，從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也出臺了不少政策，包括財政、稅收、人社等等，有心人整理了三百多頁的政策匯編。然而，政策措施的執(zhí)行和落實又是另外一回事。印度經濟學家考?？?middot;巴蘇在其著作《政策制定的藝術》中寫道：真實世界里的政策制定并不是孤懸于思維實驗中的邏輯推演，而是一門需要兼顧市場反應、政治決策、社會規(guī)范和國際權衡的藝術。經濟學家不能只對政策制定者提出建議并說服他們，還有必要將解釋對象延伸到普通民眾，使主流意見形成于理性和知識之上，從而實現擇優(yōu)施策。經濟學家之中，很少有人真正能夠做到既讓研究滿足個人學術樂趣、又通過理論與實踐結合來直接有效地增加社會福祉。昨日起，不少地方在疫情可控的前提下開始復工復產，人們也擔心，在病毒沒有完全被控制之前，這波復工復產恐再次引發(fā)疫情擴散。經濟恢復是一個比較糾結、艱難的過程。目前有一些學者參考非典的控制周期，對疫情之于經濟影響進行了一些分析和預測，但這些都是假設，不太有科學依據，一切的前提必須建立在疫情獲得控制并結束戰(zhàn)斗的前提下。唯有市場經濟的發(fā)展支撐，才能保證戰(zhàn)斗的持續(xù)和勝利。我期待，春暖花開之時，市場逐漸恢復，需求逐漸增加，甚至會出現報復性消費，一定程度上燙平這一疫情帶來的經濟波動。
為那些在疫病中死去的人們致哀！對那些戰(zhàn)斗在一線的人員致敬！
